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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经典到大众需要桥梁

2014-08-05 11:23:00      作者:      来源:
文化的事,完全是软的,是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点滴积累和培养。可是,在追求轰动效应和速度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又有多少人会这么做?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文化的事,完全是软的,是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点滴积累和培养。可是,在追求轰动效应和速度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又有多少人会这么做?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张冲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获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英语系进行博士后研究。2001年7-10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中文翻译。2002-2003年以富布莱特研究学者身份先后访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英语系。1987年至2003年任教于南京大学。2003年底调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英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十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不同于之前的版本,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冲参与了翻译工作。7月26日,他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溢美”之词,竟然成为现实
    记者(以下简称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殖民地),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可见,莎士比亚的宝贵和重要。著名作家本·琼生(Ben Jonson)对莎士比亚也有这样的论断: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您怎么理解?
    张冲(以下简称张):本·琼生当年有意无心间的这句“溢美”之词,竟然成为现实,其实也不是孤立现象。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有一些积极意义上的“一语成谶”的例子,如《凯撒》中凯歇斯在刺杀凯撒后说的那句台词:“从今往后多少个世代里,我们这一幕高尚的场景将被反复搬演,在目前尚未诞生的国度,用我们不晓的语言”。莎士比亚这些戏剧所提出和关注的话题及问题,超越了民族、地域、阶级、宗教等的限制,是全人类都有的问题,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戏剧中看到自己与自己的时代。其实,这也是经典文学得以传世成为经典的“要件”之一。
    记:我看到报道说,这套新译本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诗译诗”,译文还在节奏、语气等方面力图接近莎剧原貌。
    张:严格来说,“以诗译诗”并不准确。在英文里,poem和verse两个词,分别指的是“诗”与“行”,前者重艺术类别及语言风格的“诗”,后者指诗歌形式上的“行”,因此,学术界常用“诗歌”与“诗体”来分别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从形式上来看,结合着散文与诗体,尽管其“诗体”部分有着相对严格的“五步抑扬”的格律,但通常并不押韵,所以有“素体诗”之称,在实际的诵读中,甚至不可能达到我们诵读中国诗歌时那种明显的平仄韵律。这样的“诗体”,与中国文学概念中的“诗歌”有一定差别。另外,莎士比亚戏剧中,散文诗体各有用处,不同地位的人物、不同的情节内容,文体便不相同。事实上,诗译在其他莎剧译本中也有,而且都相当精彩,但并未完全按照原作文体处理。译文的全集,尽量根据原作,文时文,诗则诗。这是比较明显的特点。
    记:您翻译了哪几部分?
    张:我翻译的部分主要是莎士比亚后期的几部传奇剧(《配里克利斯》、《冬天的故事》、《辛白林》、《两贵亲》)、一部历史剧(《爱德华三世》)、及一首近600行的长诗(《悼亡》;作者真实身份尚存争议)。
    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翻译过程中最难的,一是确定没有读错,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是早期现代英语,其词汇的意思在很多时候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同一词虽然相关,但有相当的差别,如season,现在多为名词“季节”,可当时多用为动词,是“调节”的意思;admiration,现在多为“羡慕、景仰”,但当时是“惊讶、诧异”的意思。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掉进翻译界所谓的“假朋友”(法语faux ami)的陷阱中。虽然读者并不一定都清楚,但对译者而言,是很不应该的舛误。第二,是如何翻译“诗体”。尽管这方面,国内早有莎译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有建树,提出了“以顿代步”等一些建议,但到了具体作决定的时候,还是得反复思考,在语言-形式-韵律-视觉等诸多限制内彷徨许久。
    “翻译是后悔的艺术”,在我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中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即使是现在的译本,即便别人不来指摘,我自己看了,经常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这也是译者的无奈,也是在不断否定中略略有些进步的道路吧。
    版本各有所长
    记:从总体上看,新版全集跟旧版比,比如朱生豪版,梁实秋版,有哪些不同?
    张:我不太适应媒体在提到“译文版”和其他版本时使用“新版”“旧版”这样的字眼,我宁愿使用更客观的“译文版”、“朱版”、“梁版”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中文语境下,“新”“旧”说容易让人产生价值评价,而事实上,各种版本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限,它们的并行存在,都有各自的道理,是中国莎学成就的展示,是中国莎学繁荣的标志。各版之间的比较,应该围绕译文及翻译技巧的比较,任何价值评判,都已脱离了学术的范畴,我觉得不妥当。
    记: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辜正坤教授说过:“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一场前三十行,全是脏话,应该怎么译?译本是全端出来还是应留有余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觉得,首先,“黄话”应该译出。“食色性也”,任何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多少都会涉及所谓的“黄”,健康真诚热烈的性,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许多“经典”文学及大众娱乐中,不也有这样的内容吗?况且该剧中奶妈的身份地位,说出这样的话完全可信,不译,就损失了该人物的特点,损失了莎士比亚塑造戏剧人物的特点。再说了,让读者在阅读中欣赏和交流一下各自的“黄”点,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不过,具体到如何译,依然是译者需要考虑的。因为,不同的文化对“性”的表述和接受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该直言,什么时候该委婉,什么时候该“为性事讳”,要考虑源语与译入语各自背后的文化和传统,单纯强调字面对等,可能会直接影响译文的接受,间接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的领会和评价。
构建起经典到大众的桥梁
    记: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素有“歌剧第一难”之称的《奥赛罗》7月17日至20日再现国家大剧院舞台,我看后,很受震撼。您看过莎士比亚的歌剧吗?您怎么看《奥赛罗》?
    张: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根据莎士比亚改编的歌剧或舞剧,只听过不多的管弦乐改编作品。不敢妄答。
    记:去年5月,我在北京大学观看了英国TNT剧院表演的喜剧作品——莎士比亚的《驯悍记》。TNT剧院重新调整了剧本,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改变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将舞台由文艺复兴时期搬到了现代社会;同时又将原作中较难懂的古式英语作了现代式的改动,《驯悍记》的改编版以剧中剧的形式展开,大幕拉开,一个醉汉在观众席中喋喋不休地侃着足球然后睡去,在梦中目睹了悍妇被驯服的过程。原剧中,悍妇凯特丽娜因为性格暴躁、脾气倔强,找不到任何一个敢娶她的男人,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她嫁给了高大结实的大胡子男人彼特鲁乔。彼特鲁乔一心要把凯特丽娜训练成百依百顺的好妻子,所以他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式,最后终于驯服了凯特丽娜。但是改编后,主题变了,“男性‘驯服’女性”的想法在现代只能是醉汉的黄粱一梦。您怎么看英国TNT剧院的改编?
    张:该剧团的戏,我在上海也看过。这样的改编,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与经典对话”的效果,以巧妙的方式,既部分保留了原作内容,又站在特定的当代立场(女性主义)向原作发起了挑战和对话,这样做,十分符合当代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趋向,也符合当代的“读者期待”。事实上,这也是莎士比亚得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莎士比亚的好多剧作都改编成了电影。您认为改编的最好的是哪几部?
    张:很难说最好,因为改编拍成的电影各不相同,且每一部改编都各有特点。从改编手法来说,“呈现原作”的《无事生非》(1993年)、《威尼斯商人》(2004年)、《哈姆雷特》(1948年奥利弗版),“当代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96年后现代激情版)、《哈姆雷特》(2000年)、《理查三世》(1995年)等,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方面的研究,我在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与张琼合著)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那里看看。
    记:对莎士比亚电影的当代化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张:莎士比亚当代化,电影改编是一个重要手段,改编本身其实与舞台改编一样,是延续和传播经典(“世世代代”化)的重要途径,是经典“与时俱进”的方式。它使当代的读者观众意识到,经典不是供在神龛里的神,而是我们身边的人,经典关乎你我,关乎现在,为我们提供娱乐、梳理情绪、提出问题、指点迷津、指出可能的思考方向。当然,我是指严肃认真有趣味的改编。所谓严肃,是指在真正读过或读明白了一点原著基础上的改编,所谓认真,是指对原著进行合理处理(编剧导演能说出点道理)的作品,所谓有趣味,是指在提供“发人深省”的东西的同时,要有真正的娱乐性,而且是引领口味的,不是附庸甚至是降低格调的那种。
    记:视觉时代已经到来,它正挑战传统的信息、媒体观念。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接触过去的经典,只看电影,不读原著的现象很普遍。好多学者对此很担忧。您怎么看?
    张:我一向的观点:不要动不动指责或担忧年轻人只看电影不读原著,这多少反映了部分人士面对迅速变化了的时代与社会时的尴尬和困窘。我觉得,与其一味指责担忧,我们(作为学者、教师)更应该反身自问: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或正在做些什么,才使当代年轻人及大众与原著或经典渐行渐远?指责和担忧也许发自真心,但满足于指责担忧却无动于衷,真的好吗?
    我觉得,当代的视觉(及信息)技术对经典作品的改编,虽然一方面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阅读模式及习惯,但另一方面,也为经典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和机会,关键是我们作为教师、作为学者,如何首先转变自己,拥抱这一时代,学会在这样的时代中构建起经典到大众的桥梁。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经典作品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这样的当代性如何能与当代的社会及年轻人沟通?如果我们自己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与经典原著越行越远就不是一个假设了。
    记:改编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大势。
    张:《三国演义》是什么?在老一辈人那里《三国》是几本线装书,再近一点,可能就是连环画,在现在的小孩子眼里,它是电视剧,可能还是后现代的。对于经典文学名著的翻拍,不要一味地抱怨,要思考,要建设。
    记:有没有好办法,把年轻人读经典的兴趣激发出来?
    张:从我自己的经验看,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当代社会大众,并不排斥经典,相反,他们需要有人以他们听得懂的话、能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那些经典中蕴藏着如何的乐趣和宝藏。我每年为本科生开设的“莎士比亚选读”课上,都有学生来告诉我,原来以为高不可攀的莎士比亚,原来竟那么生动有趣,所以决定在读完选篇后、看完电影后,再去读读原作全文。我相信,作为学者教师,用一点心,自己赋予自己责任心和使命感,都可以做到的。在教室里可以做到,在大众讲坛上也可以做到。
   自己不会放弃努力
    记:莎士比亚戏剧在自己的时代曾十分实用,后来成为学习英语、了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里,大英帝国输出自己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莎士比亚的演出和研究也成为一门产业。而我们中国的《红楼梦》,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现在政府呼吁我们要传递好“中国好声音”,怎么传递,我们该从哪里入手?
    张:莎士比亚走过了一条相当典型的“从大众到经典”的路。从语言上说,莎士比亚的语言与权威的英语圣经本(钦定本)的语言是一个时代的,而钦定本一直是新教教会的官方用书。因此,即使在今天,英语世界的人对莎士比亚的语言并不会觉得陌生;随着当年大英帝国扩张时传教士的脚步,莎士比亚也随着英语及钦定本圣经一起输出到全球各地。其中虽不能说有政府或官方的助力,但一个文化现象,要走出国家和民族的范围而成为全世界人都能享受并乐于接受的东西,仅凭官方推动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也使莎士比亚成为不仅“世世代代”而且无处不在的经典,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典化”途径,是进入了大学教育课程体系,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最高层次。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英语系,没有莎士比亚课程不可想象;好的莎士比亚课程,没有一流学者的研究也不可想象;好的莎士比亚研究,没有开放平等包容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也不可想象。
    据此反观我们自己对待经典文学的态度,情况十分令人沮丧。从语言来说,“经典”的语言大多与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有距离;对经典作品缺乏有深度有趣味的“与时俱进”的改编(大多数所谓的改编是纯资本活动的糟践,而且从编到导到演都缺乏基本的文学基础和谦和的学习精神),基本沦为庸俗的娱乐事件;做学问的,不少人关心的是如何用深奥的伪学术来建构他人无法进入的堡垒或圈子,为自己获取其他利益,还有一些人不了解当代学生和大众的需求,直接将自己的研究用于教学讲演,在营造自己的“学术大师”形象的同时,让经典和原著在大众眼中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在使用面目可憎的语言宣讲经典的同时,也使大众对经典产生了面目可憎的误解,从而更远地离开经典,离开学术,误解和质疑学术。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构建起“学术—文化”的合力,鼓励更多的学者走向大众,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借助大众关心的话题,用大众感到亲切的态度,将自己对经典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在经典与大众间构建起经常的桥梁。同时,还要构建“学术—艺术”的合力,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之间,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和争论,通过真心的相互借鉴和学习,沟通两者,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目前经常存在的现象:对经典改编的评论,不是沦落为娱乐骂战,就是一味吹捧,没有学术性,没有正能量。到最后,我们的文化和大众什么都没有得到。(最近发生的崔方之诉,就是一个版本:一件原本对社会对大众都很有意义的话题,最终沦为两个社会名人之间的狗血剧。这是对社会和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污染。)
    我时常感叹,我们也有经典,我们更有优秀的经典,可缺乏的,偏偏是传承发扬经典的方法,而我们好多政府部门考虑的更多的是建标志性建筑,而事实上,文化的事,完全是软的,是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点滴积累和培养。可是,在追求轰动效应和速度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又有多少人会这么做?因此,传承“中国好声音”的事,大多也就成了少数人个人默默无闻的行为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不乐观,但自己不会放弃努力。
    记:我看到一个材料,著名莎学研究专家吴兴华,上世纪五十年代,忍受着错划“右派”之辱,认真校订了朱生豪先生的15个剧本。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没能亲眼看到这套书。“文革”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了大字报,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可以说,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道路,就是由一代代默默奉献的优秀知识分子用血肉铺成的,这个优秀群体,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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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是英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不同于之前《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充分吸收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共收莎剧39部(在传统上的三十七部之外又收入《两贵亲》和《爱德华三世》两部戏剧),诗歌部分则收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确认为莎翁作品的长诗《悼亡》。“全集”470余万字,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全集以诗译诗,呈现莎剧“原汁原味”。经过几代翻译工作者近百年的艰辛劳作和不懈努力,在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前,华语世界已经有了四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第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经过吴兴华、方平等校订)、由章益、黄雨石等补齐的十一卷本;第二套是1967年梁实秋翻译在台湾出版的四十册本;第三套是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由已故学者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第四套是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翻译(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正坤等校订)、索天章、孙法理、刘炳善、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
    这些翻译大家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普及传播做出了不朽之功,使得莎士比亚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国作家,但是实际上莎士比亚的剧本是诗剧,而不是散文体,而且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全新的诗体的《莎士比亚全集》,则展现了莎剧原汁原味的魅力。
    方平主编、主译的这个版本是第一个华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以诗体译诗体,尽量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是这个版本的最终诉求。
刘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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